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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政治新闻 2019-10-02 20:59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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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旗帜丨习近平的七年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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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关、跳蚤关、劳动关,其实都还是皮肉上的困难。对于知青来说,“思想关”才是最难过的一关。很多知青来之前,对于革命圣地延安是怀揣着一种未知的崇敬。可一看到眼前光秃秃的黄土地,有些知青甚至怀疑是走错了路。最初的几个月,由于没有长期的观念,干活也很随意,老百姓对习近平等知青的印象并不是太好。不到两年,周围家庭成分好的知青陆续通过招工、参军的途径走了一大半。相比之下,像习近平这样的所谓“黑帮子弟”,走出黄土高原的可能性在当时看来真的十分渺茫。

陶海粟  

镜头再回到习近平上大学前即将离开梁家河的这天,没有任何组织,老乡们自发前来送行,就连腿脚有残疾的人也挪着步子到了习近平的窑洞门口。老乡们哭了,习近平也哭了,说“要不我不走了”。 这是一句发自肺腑的心声。临走的时候他对乡亲们说,今后如果有条件、有机会,我要从政,做一些为老百姓办好事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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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光是修沼气,群众需要什么,习近平就干什么,而且是踏踏实实地干。为了解决吃水困难问题,亲自带领村民打井,经常光着两条腿踩在冰冷的泥水里挖土;大队镰刀、锄头等劳动工具不足,就兴办铁业社,多打出来的铁具还能卖到供销社赚钱;耕地不够,就带大家打坝地;陆续办起来的还有缝纫社、磨坊、代销店……

  

办公室负责人齐荣先老师看到习近平主动报名,吃了一惊:因为他在校表现优秀,因为上学早,其实还不到插队的年龄,明年是有可能留北京工作的,这显然要比去八竿子打不着的西北农村好的多。然而,无论怎么劝说,习近平却依然坚决地在申请表里填上了志愿地:陕西延川。要知道,那时他的父亲习仲勋可是一位“副国级”干部,但是因为遭受政治诬陷,仍处在几乎与世隔绝的监管审查之中。因为受到牵连,习近平也被打上了“黑帮子弟”的标签。16岁的孩子,就这样背着一个行李箱和姐姐给带的一袋子水果,离开了对他而言看似繁华却动荡不安的北京,踏上了通往未知世界的火车。

   采访日期:2017年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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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中国梦是历史的、现实的,也是未来的;是我们这一代的,更是青年一代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终将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全党要关心和爱护青年,为他们实现人生出彩搭建舞台。广大青年要坚定理想信念,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勇做时代的弄潮儿,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在为人民利益的不懈奋斗中书写人生华章!

   采 访 组:本报记者 邱然 黄珊 陈思 等

今天《旗帜》主角的故事,要从他还不满16岁的时候讲起。按大多数人的理解,这只是一个孩子刚刚迈进青年门槛的年龄。本该在学校念书,他却从北京一股脑儿扎到了陕北的农村,一呆就是七年。几十年后,当年那个高高瘦瘦的小伙子,已经成长为党的领导核心。他,就是习近平。

   我当时之所以推荐他有两个因素。第一是从工作方面考虑,我们需要得力的人手把分配给县团委的整顿大队工作搞得好一些,我了解习近平的为人和见识,相信他能胜任。第二是从他个人方面考虑,我非常想给他创造一个“锥处囊中”的机会。因为创造条件使他发挥才干,才能让县社干部更多了解他,以后被推荐上大学或是当干部,机会都会更大些。

由于出色的表现,从赵家河回到梁家河之后,村里需要习近平这样有文化、有思想、有头脑的干部主持工作。可是麻烦事儿来了:当时的习近平还不是党员。支部书记梁玉明鼓励他写入党申请书,在党支部会上,大家一致同意习近平入党。可是,申请书递到了公社,书记却以习近平是“黑帮子弟”为由不给批。耿直的梁书记对他说:公社不批是不对的,并鼓励习近平继续写。就这样,前前后后他一共写了10份入党申请书。直到公社新书记白光兴上任,将习近平的入党问题交到县委研究,最终批复通过。

   采访对象:陶海粟,1969年从北京清华附中到陕西省延川县段家圪塔大队插队,1971年被招聘为干部,曾先后任县团委书记和公社书记。1978年2月考入北京大学,毕业后曾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工作。现为摩科瑞能源集团亚洲区执行董事兼中国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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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交流互换“小道消息”。我们几个人都对政治有着浓厚兴趣,而当时国家的政治生活极不正常,报刊广播上宣传的东西人们普遍不感兴趣,“小道消息”成了人们获取真实信息的重要渠道。由于他们几个的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他们的“小道消息”资源比我要丰富得多,所以在这方面我是听多讲少。那时的“小道消息”中,议论江青、讥讽“四人帮”的很多。他们几个对国家当时的政治现状是不满意的,虽然由于家庭的关系,我认识他们的时候,他们还都入不了党,但我多次听他们表达了这样的意思:不能光停留于议论抱怨,要争取入党,在党内发挥驱浊除弊、改造时势的积极作用。

有意思的是,习近平回忆自己填大学志愿时的心态却是:三个志愿都填清华大学,你让我上我就上,不让我上就拉倒。对于这时的习近平来说,北京的读书梦固然是个美好的远方,而脚下这片黄土地,早已成为更加眷恋的故乡。

   有一天我抽出时间,自己到梁家河登门拜访了他们。在梁家河村一间黑咕隆咚的破窑洞里,他们三个正好都在。当时,梁家河的十几个知青,大部分都已经当兵或招工走了,另有几个没走的也待在北京不来,只有习近平和雷氏兄弟还在村里。我进了窑洞,第一眼就看见炕上、窗台上、箱子上,到处都堆着一摞一摞的书。聊天过程中,我随手拿起一摞书最上面的一本《共产党宣言》打开翻了翻,只见里面几乎每页边空上都密密麻麻地用娟秀的字体写着批注,扉页上有“雷英夫”的签名。当时我暗自称奇,心想“共产党的干部里还有这么认真读书的?!”有这样的干部,他们孩子们的窑洞里到处堆着书自有其道理了。

1969年1月13日,八一中学20多个同学踏上知青专列,辗转3天来到了延川县文安驿公社。公社举行了简短的招待会。各村来接知青的村民,都蹲在墙根院角远远地看着这些从北京来的“高干子弟”吃饭。后来知青们才知道,那天招待他们的白馍和猪肉炖菜,是当时公社能拿出的过年才舍得吃的好饭菜。饭后,习近平等15名知青被分配到了梁家河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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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海粟:我是1971年从插队的村里被招聘为县上干部的。记得是1972年,我作为县上派驻文安驿公社上文安驿大队的工作队队员,参加了八九个月的路线教育工作。其间,听人说这个公社梁家河大队的北京知青里,有习仲勋的儿子,还有雷英夫的两个儿子,表现都不错。这引起我的兴趣,因为他们的父辈都是传奇式的人物,我挺想结识一下他们的。

1975年,习近平经群众推荐、组织选派,有了上大学的机会。能够得到这个机会,除了出色的工作和群众的认可,还与他坚持读书学习密不可分。几乎所有回忆习近平知青生活的人都提到:他真的是爱看书。别人都睡觉了,他窑洞里的煤油灯还亮着;知青们去老乡家蹭饭,习近平却捧着书说:你们去吧,有什么吃的给我带一口回来就行;每次从外面回来,他的炕上都会多几本书。直至今日,习近平的讲话、著作,处处可见旁征博引,深入浅出,画龙点睛,这样明显的“习式风格”,离不开持之以恒的读书积累。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旗帜丨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采访组:当时他们给您的印象是什么?

到梁家河的第一个冬天,苦闷孤独的习近平按捺不住,跑回了北京,又被送到父辈曾经参加革命的太行山根据地。姨和姨夫给习近平讲当年如何做根据地的群众工作,说:我们那个时候都找机会往群众里钻,你现在不靠群众靠谁?听了长辈的话,习近平回到梁家河。母亲齐心还特意给大队支书梁玉明写了一封信,恳请支书好好管教近平,帮他渡过难关。渐渐地,村里人发现,近平开始变得踏实,劳动上也更加积极主动。到1972年再次回北京探望父亲前,习近平已经是一个可以挣满十工分,与村里人相处融洽的“自家人”,也开始参与村里的各项工作了。

  

从不习惯、不适应到与老百姓打成一片,除了家人的鼓励支持,陕北百姓的接纳包容也至关重要。同在延川县的知青黑荫贵回忆,知青吃的粮食要从大队社员分配的粮食里拿出来,村民却从来不抱怨知青抢了自己的口粮,反而是觉得城里的娃娃来这里受罪吃苦,应该帮他们一把。不仅如此,老乡们还手把手教知青劳动,家中有了一点肉、操办喜事的时候都要邀请知青们来家里做客。老乡们对知青生活上照顾有加,思想上也从来不“看碟下菜”,疏远所谓成分不好的知青。在淳朴的陕北百姓眼里,干活好坏远比出身好坏更重要,虽然可能是大字不识一个,但是却十分尊重有知识、有文化的“好后生”。在那样的年代下,这样宝贵的品质,就像坚实的臂膀,为知青们撑起了一片晴天,一方厚土。

   第一个共同点是,比起北京,陕北农村给我们提供了政治上相对宽松、能够发挥个人潜力的天地。说实话,我们几个谁也不是怀抱“防修反修”、把自己锻炼成红色接班人的崇高理想去农村插队的,而是身不由己,没有其他路可走。习近平和雷氏兄弟的父辈都是党内残酷斗争的牺牲品,当时都被关在监狱里。去延川之前,习近平已确定要被送到少管所,只是因为当时少管所人满为患,让他先等着;雷榕生当时正在“黑帮子弟学习班”里关着,丧失了人身自由。对他们的家庭和他们自己来说,北京的环境可以说是“风刀霜剑严相逼”,去陕北实际上是某种程度的解脱。我在北京时的境况没有他们那么艰难,当时我父亲是军事院校的教员,但不是党员,祖辈又是地主,所以也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冷遇,心情不愉快。上山下乡前,有一个招兵机会,我想报名参军,当时驻我们班的工宣队的人当着好多同学的面挖苦我:“还想参军呢?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出身!”另外还有十几个北京工厂的招工名额,但都被出身好的同学占据了,我们班的干部子弟没有一个下乡插队的。所以给我留下的唯一道路就是去农村了。到了陕北以后,我们都感受到,那些解放三十多年了仍然称自己为“受苦人”的淳朴的陕北老百姓,却对我们张开了臂膀,敞开了心扉。在他们眼里,评价一个知青,干活好坏远比出身好坏更重要。而且经济文化极端落后,任何一点儿简单的知识,比如知道氮磷钾的区别,都能派上用场。因此,虽然在那里过着近乎原始的艰苦生活,可我们却感觉来到了一个新鲜的、前景上有着更多可能性的天地。

今天的长辈在教育晚辈的时候时常会说一句话:好好学习,将来考个好大学。但对于70年代的知青们来说,上大学是一个绝对可遇而不可求的奢望。文革后期,大中专院校开了从基层招收工农兵学员的“口子”,对于知青来说,这是一次难得的改变命运的机会。1973年的下半年,雷平生和习近平说:自己打算去上大学。不料,习近平却对他说:我到梁家河毕竟好几年了,老乡对我不错,我不能就这么走了,得帮助老百姓做点事。“万一将来有什么变化,你可就上不了大学了”,面对雷平生的劝告,习近平却坦然地说:“走不了我就在这呆着吧,我本来就是个农民。”

   采访地点:中央党校电视台演播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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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海粟:其实选调习近平去赵家河搞社教工作,已经不是我第一次推荐他当干部了。1973年初,我是团县委副书记,当时县团委需要补充干部,我就向团县委书记刘云清推荐过习近平。刘云清说:“可不敢!(陕北方言,意为“可不能这样做!”)你是个地主,我是个上中农,你再弄个黑帮子弟来,那还了得!”这里要说明一下,当时农村很讲阶级成分,每个人的“成分”都是由过去土改时划定的家庭成分沿袭下来的,所以即便父辈没有务过农,但祖辈的成分就是我们自己的成分。延川县委能用我这样成分的人当县团委副书记,已经是很有魄力了,如果县团委干部的家庭成分全都不好,在当时政治环境中确实不好办,所以我对我们书记的顾虑也很理解。

民以食为天。吃惯了精米细面,遇到了陕北的粗粮,知青们的喉咙都“燥得冒烟”。他们甚至连做饭烧的柴火也不会砍,经常是搂了一堆干草烧不熟一锅饭。吃饭问题只是知青们遇到的第一关。后来,习近平在一篇文章《我是黄土地的儿子》里回忆到,除了“饮食关”,还有跳蚤关、劳动关、思想关。跳蚤咬得大家身上都是奇痒无比的大红包,一抓破就会流血。劳动关就更考验人,大队一个壮劳力一天的工分是十分,而知青们一开始一天只能拿五六分,用陕北话说,“连一个婆姨也不如”。

本文责编: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往事追忆 本文链接:/data/103568.html 文章来源:《学习时报》

习近平入党后,恰逢村领导班子换届,梁玉明主动让贤,推举习近平担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自己则担任革委会主任协助习近平。习近平,成为了这批知青中,第一个担任生产大队支书的人。

  

究竟多大算青年呢?不同的国家、地区和社会组织对于青年的定义都不尽相同 。其实,青年不是某个年龄段,而是一种状态。这种状态,是青春,是理想,是奋斗,是磨砺,更是成长。是不是青年,不能光看岁数,更要看走过的路,做过的事。

    进入专题: 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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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专题: 知青  

1973年,延川县派驻文安驿公社的工作队队员陶海粟,在梁家河村一间黑咕隆咚的破窑洞里,拜访了村里留下来仅有的三个知青——习近平和雷榕生、雷平生两兄弟。几个年龄相近、有理想、好读书小伙伴,很快就聊得非常投缘了。这年秋天,已经是团县委书记的陶海粟,由于对习近平为人和见识的信任,向县委推荐习近平和自己一起进驻临近的赵家河大队,开展社会主义路线的教育工作。看到习近平有点忐忑,陶海粟鼓励他说:你放开干,干得好算你的,干不好算我的!

   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之所以愿意接近他们,并保持了长久的相互信任和友谊,是因为我们存在一些共同点,有很多共同语言。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坚持事业为上、公道正派,把好干部标准落到实处”。镜头回到几十年前,担任梁家河大队党支书的好干部习近平,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充分印证了这句话。他带头干事踏踏实实,为人处事公道正派。始终以身作则,先严格要求自己,再严格要求别人。多年以后,老书记梁玉明回忆到,不管近平做了多大官,自己从不因为个人的事儿给他找麻烦,两次给习近平写信求助,一次是给乡里通电,一次是给孩子们办学校。这两件事,习近平都在百忙之中多方联系,全力帮助解决。

   陶海粟:他们三个人给我的最初印象是都很诚恳实在。习近平当时只有十八岁,比雷氏兄弟俩分别小四岁和两岁,但他看起来很稳重,讲起话来有自己的定见,不轻易附和别人,又不咋呼张扬。我认识近平的时候,他已经走出了刚下乡时曾有过的一段迷茫徘徊阶段,心态比较稳定了。

这时的习近平,无论从思想上还是行动上,已经决心把自己交给陕北的黄土地了。几十年后,已是党的总书记的习近平在做十九大报告时说: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回想他在梁家河彼时彼刻的那句肺腑之言,懂得感恩和回报,想为老百姓做点事,那就是习近平的初心。

   第二个共同点是,我们都不甘于平淡生活,觉得人活一世,总要干点儿什么,做一番事业。这种想法,当然和那时革命英雄主义的教育和熏陶不无关系,但更是由于读书学习,向往历史上那些建功立业的人物的多彩人生,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士人们那些“修齐治平”“先忧后乐”精神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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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当时他们都顶着“黑帮子弟”的帽子,但我不在乎,因为我根本不相信习仲勋和雷英夫这样的人会是“反党分子”。上山下乡前,清华附中和清华大学都处于“文化大革命”的漩涡中心,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事见得太多了。有一次我们参加在工人体育场举行的批判大会,江青在台上讲话时恶狠狠地说:“余秋里是贺龙的人”,当时贺龙已经因为“反党”被打倒,而那天余秋里就坐在离江青隔几个座位的主席台上(余当时是参与中央领导工作的)。这让我哭笑不得,觉得他们动辄给人戴帽子简直像儿戏一样,所以我对他们那些“反党”帽子也就不当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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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已是党的总书记的习近平携夫人彭丽媛再次回到梁家河,40年过去了,梁家河的每一座山、每一条沟的名字,谁住在哪一口窑洞,谁的大名小名,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如今,作为全党全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领路人,习近平,用自己青春的奋斗,为我们树立了一面旗帜,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大学毕业后,习近平曾在中央军委工作一段时间。两年后,他毅然决定再回到基层。恪守着为百姓办好事的初心,习近平从县一级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不论在什么岗位,他都把远大的理想和美好的初心,化为服务人民的动力。习近平在正定工作时,曾对一位前来调研的山西原平县委书记说:我们读了很多书,但书里有很多水分,只有和群众结合,才能把水分蒸发掉,得到真正的知识。

   三是交流各自读的杂书的心得。这方面的很多细节记不清了,但记得有一次我们谈到都在读的《世界通史》时,议论到欧洲中世纪的历史人物,雷平生眉飞色舞地大谈“锤子阿炳”这个人物,那个场景至今记忆犹新。还有一次,我们谈到中外一些历史人物在困境中个人奋斗的故事,分别后习近平还专门给我写了一封信,继续谈论这个题目,并在信中引用了《诗经》中的句子:“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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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组:您为什么推荐习近平到赵家河搞社教工作?

习近平曾经用“扣扣子”比喻价值观的养成,他说,青少年时期的价值取向不仅影响个人成长,更决定了未来社会的价值取向。就像扣扣子,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习近平,用梁家河的七年,扣好了自己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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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3年下半年,我当了县团委书记。几个月之后,延川县委开始酝酿筹备,计划继1972年对部分大队进行社会主义路线教育活动之后,在来年开展第二批活动,抽调县社干部组成工作队,在县委统一指挥下,到另一批大队去蹲点整顿。当时的冯家坪公社赵家河大队,是县委安排的第二批预定进驻的大队之一。因为赵家河原来就是我们县团委蹲点的大队,所以县里让我们组成一个工作队进驻赵家河。我被任命为队长,还需要一个队员,这个队员可以是脱产干部,也可以是不脱产干部。这时我又想到了习近平,就和他商量,由我们两个组成一个工作队,进驻赵家河大队开展工作。习近平说:“我还是团员,不是党员。”我跟他说:“没关系,县上并没要求每个工作队员都是党员。”他又很实在地说:“我之前没有这方面的工作经验。”我说:“没问题,我是队长,出了什么问题自然由我负责。你放手干就是,干得好算你的,干不好算我的。”

1974年春节过后,20岁的习近平赶往赵家河。第一天开会,他就操着地道的陕北话,给队里的干部、社员开会讲话。这让陶海粟印象十分深刻。后来的几个月,他真的撸起袖子放手干起来了。在赵家河,习近平“身兼数职”。白天,他既是宣讲文件、带头抓生产的领导,也是抄起铁锹亲自打坝植树的壮劳力;晚上,他是点起油灯教社员写名字的夜校老师。渐渐地,村里人有什么大事小事都爱找习近平解决。评工分有了不同意见吵起来了,大家就说,“别嚷了,让近平来给断断”;习近平开会的时候,大家再没有以前磨磨蹭蹭到场,打瞌睡拉家常的毛病,而是听得特别认真。

  

1974年,习近平在报纸上看到四川绵阳在办沼气,觉得可以解决农村烧柴老大难问题。为此,他耐心说服许多思想保守的社员,和大家一起探讨办沼气的好处。为了修好沼气池,他和其他大队代表亲自去四川学习沼气技术。这学习可不是走马观花、拍拍照发发朋友圈,几乎每个沼气池都要搭梯子下去看看,这池子是怎么挖、灰浆怎么调、进料出料口怎么设计……四十几天的学习归来,延川县在梁家河村等三个村子成立了沼气试点。没有沙子水泥,习近平就带着青年到十几里外去挖沙子、运水泥;池子漏水跑气,他就和技术员一块跳下去,清洗和修补沾满粪浆的池壁。经过大家共同的努力,三个村子的沼气池先后产气点火,3个月时间就让家家都点上了沼气灯,震动了全县。延川县,也成为了全省办沼气的样板。

  

1968年底的一天,北京八一中学的一间办公室外人头攒动。正值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如火如荼,在校的初高中生几乎全部前往农村。向学校提交注销北京户口的申请,是办理下乡插队手续的第一步。习近平,也站在这个队伍里。

   到赵家河搞社教的事情定下来以后,经过县上和公社必要的会议和培训,1974年春节过后,各个工作队就开始进驻各自的大队了。我当时因为县上还有些工作脱不开身,习近平就只身先去了赵家河,那个时候他是二十岁。我过了几天才去。

1993年,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回到梁家河看望乡亲们,他走了几里地的路,把全村都走了一遍。中午饭的时候,他畅快地吃了两大海碗羊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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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组:您是在延川县插队的北京知青,请问您和习近平是什么时候相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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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那以后,尽管交通和电话都很不方便,我和他们还是尽可能保持着联系。有机会时,我会到梁家河看他们,他们到县里办事,也会到我的办公室来看我。那时业余生活非常贫乏,我和他们几个在一起,基本就是海阔天空地聊天。我记得聊得比较多的话题有这么几个:一是听他们讲他们父辈的故事。例如有一次,习近平对我们讲起解放初期他父亲在西北地区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故事。他父亲当时力克“左”的倾向,反对照搬内地的经验,对西北少数民族上层人物采取了实力和安抚相结合的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被毛泽东赞为比诸葛亮七擒孟获还高明。这类故事,由于他父亲当时的处境,社会上是根本听不到的,所以我听起来觉得很新鲜。习近平在讲起这些的时候,我可以感受到他对父亲深深的爱戴之情。

  

   第三个共同点是,我们有这样一个共识,就是:志当存高远,但要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当时很现实的一个问题是上大学。我们几个都没有完成中学的学业,因此都梦寐以求地希望能上大学,用现代知识充实自己的精神和头脑。上大学这件事,当时是超出我们自己的掌控的。1972年时曾有大学来招生,当时虽然名义上实行群众推荐制,但梁家河有一个知青被招走了,村里领导和习近平他们却根本不知情,直到那个知青临走才知道。后来才听说,那个知青的父亲是北京教育系统的一名负责人,那次给梁家河的招生名额是“戴帽下达”的。我也是几次申请上大学,但因为当了干部,县里不放。对这个事情,我们的态度是:我们内心深处都是想走的,并没有把“扎根农村一辈子”当作挂在嘴上的口号;如果因为各种客观原因走不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也不应该消沉应付,而是应该把身边的事情尽量做好。基于这样的想法,他们几个先后上大学前,都在队里踏踏实实干活、工作,都入了党。雷榕生做了大队的团支部书记,雷平生做了大队革委会副主任,习近平做了大队的党支部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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