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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法律常识 2019-10-16 07:16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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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持行政事务治必要的人民观念和素质,民主

  说了这么多稍远一点的话,再让我们回到民主的“乱象”问题上来。

  五、三权分立。将国家权力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三权各自互不统属,独立行使职权,通过权力的相互平行制衡确保民主、宪政的落实。在三权分立制度下,不可能形成绝对的至高无上的专制权力,即不可能有任何政党及个人的绝对领导和独裁。三权分立是民主宪政的重要内涵,是避免希特勒、斯大林式的人物假民主之名行专制之实的制度保障。十分明显:没有三权分立相互制衡、在政党或个人绝对领导下的所谓民主、宪政,也只会是假民主、伪宪政。

  

  关于民主,自古以来,从理论到实践,从先贤到后哲,从古希腊到今世界,讨论的著述汗牛充栋,让普通人高山仰止、可望难及,大大限制了民主思想的普及。 历史进入21世纪的今天,民主其实只应该是现代人的一种常识,一种生活状态。就像我们知道人与动物的区别、人活着就应该像人一样。民主就是让我们活得像现代人的东西,必须拥有,不可或缺。如此而已。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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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党派平等合法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法化,可以保证党派的平等地位,促进党派的新陈代谢,利于党派的平等竞争,给民主选举提供多种选择,利于优胜劣汰。军队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力量,军队不从属于任何党派,只忠实于国家、服从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有利于维护民主制度和人民的利益,维护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十分明显:在一个党禁不开放、党派不平等、一党独尊、政治垄断、军队党军化的国家,不可能有真民主、真宪政。

  一

文/卓然

  

民主的常识

  

  人类进入近代社会,由于生产力发展,人口、幅员扩张,公共事务大量增加,社会治理日益繁复,选举民主得到普遍接受,通过公民选举,遵从多数决定的原则,选出公众代理人参政议政,成为近代民主的基本形式。但选举民主同样存在缺陷。民主是专制的天敌,是克制专制的制度设计,但是选举民主并没有解决克服专制的问题,相反,很多时候成为专制合理化的手段。以近代民主发祥地的欧洲为例,1848年法国路易· 波拿巴通过普选当选为总统。4年后又以  80%的赞成票复辟称帝,从民主走向专制。最极端的例子,是20世纪30年代德国的纳粹统治。1932年,纳粹党魁希特勒通过民主选举上台执政,希特勒上台后,立即废止了民主制,取缔其他合法党派,实行对内一党专制,对外侵略扩张的法西斯主义,给人类造成了史无前例的巨大灾难。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仅有选举民主是远远不够的。仅有选举而没有监督和权力制衡的民主,并不能保证消除专制。有人以希特勒的上台质疑民主的先进性,其实,西特勒上台后的作为,不仅不能证明民主的多余,恰恰证明了选举民主的缺陷和不足。人类要彻底消灭专制,必须不断完善、充实、扩大民主,让民主深入人心,成为一种信念、一种常识、一种生活状态。

进入专题: 民主政治   国民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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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将“多数决定”原则控制于公共事务领域,而不适用于思想、精神生活等个人自由范畴,以及科学、艺术等文化领域。具体到社会生活中,就表现在政治选举和公共事务上票决的多数胜原则。如对各级议员、政务官的选举,以及对重大公共事务的公决。显然,在对任何公共事务人们不可能意见一致的情况下,为了保证社会的正常运转,多数决定是必须也是相对公正的。多数决定适用范围的控制,解决了雅典民主产生苏格拉底悲剧之弊,保证了个人思想、生活免受多数暴政的侵害和科学文化艺术的自由发展。

  五

  “民主”一词源于古希腊,意为“人民的统治”;作为一种社会制度,肇始于公园前5世纪的古希腊雅典,历时250余年。雅典民主的核心内容是“多数决定”原则,具体的表现,是公民直接参予城邦治理。当时的雅典城邦居民,凡20周岁以上的男性自由民,都有权参加定期举行的公民大会,对城邦公共事务发表意见;大会以多数意见作出决断。作为民主制度最早的探索与实践,雅典民主当然是有缺陷的。其中最大悲剧,是在民主的黄金时代,公民大会通过一个对不信奉雅典宗教和不敬神者治罪的法律,根据这一法律,哲学家阿那克萨哥拉受到审判并被驱逐出境。此后,当时雅典最伟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更被公众法庭判处死刑,成为雅典民主的千古污点。这也就是“多数决定”原则的负面效应——多数人暴政。苏格拉底的学生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指出,纯粹的直接民主与暴君专制无多大差别,民主意味着多数人的统治,它预设了多数人意志的正当性,有多数暴政的倾向,对这种统治必须有所钳制。在民主的形式下,多数人的决议剥夺了个人的权利,这在人类后来的民主实践中屡见不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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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宪政、法治。宪政是近代产生的一种国家政治制度,是民主的一个方面的内容,其核心,是宪法至上,按照宪法治理国家,一切政党、团体、个人都必须在宪法的范围内活动,任何人都无超越宪法的权力。宪法的精神有两点:(1)保障每个公民生而具有的各种权利;(2)约束政府的权力,禁止它从事任何损害公民权利的活动。宪法是民主协商的国家根本大法,在民主的基础上产生,代表和反映全体公民的基本诉求。因此,宪政本身就是民主政治的宏观反映。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需要通过一系列实体法来落实,这种以保障公民权利为目的,以宪法为规范,以法律为手段的国家治理,就是法治。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需要通过宪法确立,并得到法律的保障。十分明显:只有宪法规定而无法律保障的公民权利只是伪权利;不以民主为基础、不保障公民权利和约束政府权力的宪政只是伪宪政;不切实保障宪法落实、背离宪法精神的法律治理只是伪法治。

  

  二、现代普选制确立。现代普选制与古代、近代普选制的差别,是在选民范围的法律认定上。古代选民局限在贵族、自由民、男性,将女性、奴隶排除在外;近代有的将无产者排除在外,有的将不同信仰、不同民族、不同政见者排除在外。使民主的性质大打折扣。现代普选制在人人生而平等理念的指导下,选举与被选举权不再以性别、民族、信仰、职业、身份、地位、财产拥有状况划分。多数决定原则得到最大化体现,民主的本质得到最大彰显。

  

  从人类社会的现代民主实践看,由于历史、文化、习俗及社会发展的差异,各民族国家对民主的践行方式或有不同,但从已有的几种民主体制看,不论是英式民主、美式民主还是北欧式民主,不论总统制、内阁制还是君主立宪制,民主的基本理念和构成要素是共同的,这就是对国家主张人民之自由民主权利,对社会主张个人之自由民主权利;并以人权保障为目的、以自由普选为手段、以多数决定为选择、以宪政法治为平台、以三权分立为制衡、以党派平等促竞争、以军队国家化为保证来实现这种主张。这就是民主的普世性,也是检验民主成熟度的标杆。任何国家任何社会,抛弃以上民主要件任何一项的民主,都不可能做到真正的民主,都可能是伪民主、假民主。

  为专制制度辩护的那些人士,总是爱拿民主制度的这一“缺陷”来说事。他们说,专制对人的自由权利的剥夺与民主制度所形成的“大多数强迫”本质是一样的。都是剥夺,所以,彼此彼此,二者没有什么区别,因此也不要去盲目崇拜什么民主制度。他们打出所谓的国情特殊论的旗号,作为抵制民主在中国推行的理由。他们说,中国有自己的特殊国情。走自己的路,不要让西方人牵着我们的鼻子走。诚然,每一个国家,作为个体存在都是特殊的,像个体的人一样。但决不能说因为你和所的人都不一样,你就可以不拥有大家都拥有的“人”的本质了。国家也一样。不管你与周围的国家如何的不一样,但历史进化的道路肯定是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民主会成为当今世界的潮流。我想提醒那些坚持国情特殊论的先生们,当你们从前雄心勃勃地推进世界革命,想把地球上所有国家都囊括到共产主义大家庭时,想把世界变成红彤彤一片时,是否也曾考虑过国情特殊论呢?这个特殊论和对外主张世界多极化与对内主张单极化是不是一回事呢?

  纵观人类政治史,民主始终是人类的共同追求。作为一种社会治理制度,民主无阶级性而只有阶段性。从古代到现代,民主大致有三个发展阶段,即初级、中级、高级阶段,对应于这三个阶段的,是古代民主、近代民主与现代民主。民主的过程,就是从初级走向高级、从狭隘走向广泛、从局部走向全球、从感性走向理性的过程。人类在追求民主的道路上虽然有曲折、有坎坷、有停滞、甚至有倒退,但总是向前的。因为任何国家任何社会,都是由人民组成。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力量,民主是人民的自然需求。任何阻挡民主的势力,都是自绝于人民,都将被历史前进的车轮碾得粉碎。

  大多数原则,就是任何关系到这个集体利益的大事情,都用选票来决定,以多数票赞同为标准,少数服从多数——这是人类摈弃暴力原则之后的被认为是最公正的选择;但是,被否定的少数人的利益和意见也必须得到尊重。在公司中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因为每个人在公司中的利益份额是清楚的,个人如果不同意大多数人的决定,把自己的股份转让掉就是了。也就是说,你的利益在明确个人权利的基础上是不会被剥夺的。

  一、人权保障。人权概念产生于17世纪,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产物。此后经启蒙思想家所继承和发展,成为现代民主理论的基石。1948年联合国发布《世界人权宣言》,标志人权成为国际主流社会共识。人权概念的引入,成为现代民主与古典民主、近代民主的分水岭,从根本上回答了民主的目的问题,这就是民主政体的建立,是为了保护全体人民每个人的人权。人权是每一个人与生具有的天然权利,包括人人生而平等,享有不可剥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任何人无权剥夺他人的这种权利。即使是多数决定,也不得侵犯人的这种权利。人权的神圣、不可侵犯和不可让渡,颠覆了神权、皇权以及任何力量的绝对统治,使多数人暴政或少数人暴政都成为不可能。人权理念赋予了民主更广泛、更深远、更永恒的价值。可以说,人权理念的确立,标志着人类民主思想与实践达到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三

  在雅典民主肇始的同期,南入地中海、东与希腊隔爱奥尼亚海的意大利半岛南部,罗马人驱逐了国王卢修斯· 塔克文· 苏佩布,结束了王政时代,建立起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古罗马共和国历时460余年,从意大利第伯河畔的一个城邦,发展成横跨欧亚非的庞大帝国。古罗马共和国是人类历史上最风光旖旎的时代,也是现代文明的摇篮。无论是共和体制、民主政治、宪政法治或分权制衡,还是体育、文化、传媒,现代文明都不难从中找到参照。罗马位于南意大利西边。公园前8世纪后的约250年间,希腊处于全盛时期,由于人口增长,向外大量殖民,新的希腊城邦遍及小亚细亚、北非及南意大利等地中海沿岸,罗马人深受古希腊文明的影响,民主理念继承自古希腊,就制度而言又有创新。相较于雅典的参政民主,古罗马共和国创立的选举民主显然更为成熟。从表面上看,相对于雅典民主,罗马民主的选民与国家政治中心距离变远了,好像是对民主的削弱;其实,由选民选出的精英人物参政,效果比大量普通人参政好得多。这就像法庭上聘请一个专业律师辩护,效果远大于一群门外汉乱糟糟议论一样。古罗马共和国创立的选举制,奠定了人类民主的基本形式。如果说雅典民主确立了多数决定原则,那么,罗马民主则使这个原则更趋于理性,效果更好,适用性更强。通观人类此后的民主实践,基本都是在罗马民主的框架内运行。

  政治民主,从表面来看,是有点乱,特别是那些不成熟的、或尚走在探知民主真谛道路上的国家或地区,就更是如此了。可话又说回来,即使在欧美那些拥有比较成熟的民主制度国家就一点也不“乱”吗?当然,在他们的议会里已经看不见肢体接触、相互打斗的场面了,也没有人组织起什么衫军就把领导人赶下台的事情发生了,但是游行、罢工,示威者和警察冲突仍然不时会冒出来。这对于长久在专制下已经习惯了过一种表面平静的、“有人管”的社会生活的人来讲可能难以接受。

  通过长期的实践探索,吸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人类对民主的认识逐渐趋于成熟,在古代雅典“多数决定”的原则和古罗马共和国选举民主的基础上,建立起了现代民主制度。现代民主制度对雅典和罗马民主的发展和创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民主的真谛是什么?就是由“民”自己来做“主”。从逻辑学上看,“民主”和“自由”其实是有同一个内涵的概念,只不过适用于不同的人群范围罢了。就是说,内涵相同,外延有个宽窄而已。在社会公共事务方面由大多数人来做主就叫“民主”;在个人事情方面由“自己”做自己的“主”,也就是“自由”(“自由”就是“由自”,由自己做主。所以自由也就是“自主”)。这就像我们使用的餐具一样,形状一样,小的叫碟子,大的就叫盘子;小的叫“盅”,大的就叫“碗”。无论国家大事,还是小民的个人事,都由“民”自己来做主,这就是“民主”,也是“自由”。

  其实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但是,要想把这个问题看个真切,还得让我们从稍远的地方谈起。

  

  民主国家,看上去有点乱,其实这正是民主的标志或验证码。如果没有这个标志或验证码,还说这是民主国家,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因为民主必须以人权为基础,或者说,民主和自由只不过是人权的实现形式。怎么实现民主呢?尊重社会大多数人的选择同时也必须保护少数人的权利和意见。大多数人的选择就是根据选举和公投的多数票来确定,确定之后,即成为法律——共同行为的准则,在一段时间内无可更改,但少数人的利益和意见也必须得到尊重和保护。如何尊重、保护呢?就是让他们能够自由地表达。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所有民主国家几乎都少不了有街头抗议示威的人群和媒体对政府某项政策的批评。这也就是人们从表面上看到的“乱”。这样说来,“乱”应该就是民主生活的的一种常态,或者说是它的名片。因为任何一项政策,不可能得到百分之百人的拥护,那么不拥护的人就有权力用各种公开的方式加以表达。表达出来就是让社会知道和去思考,说还有这么一批人,他们的意见和利益可能被社会忽视了,应该不断探索寻求补救的办法。另外,人类社会发展史还证明,多数人的意见未必永远是正确的。为了防备出现错误而无法纠正的情况产生,也必须让少数人的意见得到表达。如果他们代表了正确或是合理的,社会就没有理由不加以改正。这是构建社会稳定所必备的条件。知道了这一点,才能了解,为什么所有现代国家的法律都必须规定给予公民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等自由权力,那不是为了显示掌权者的宽宏大度,而是为了保证社会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和别陷入发展歧途而不能自拔。

  

  民主社会的政治构建模式,其实就是股份公司的构建模式。股份公司又植根于商品或市场经济,所以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建构实乃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商品经济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基石。到现在为止,人们应该彻底明白了,那种企图消灭商品和货币关系的关于未来什么社会的构想是多么的荒唐了。股份公司是一个在确认个人财产所有权份额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共有制机构,民主国家其实也就是一个确认了公民个人权利的大股份公司。它们共同之处就是,都信奉和遵守“大多数原则”,同时也必须为个人在集体中的的权利不被剥夺而创造条件。

  还有一些东方国家,民主搞得也不是那么成功,像泰国,黄衫军、红衫军,弄得总理谁也做不下去;像印度、印尼、菲律宾,搞得也不那么令人满意;再加上台湾,立法院打架,陈水扁贪污,红衫军倒扁……这就使许多人对民主政治产生了怀疑,起码对东方人搞民主政治是否合适,心中不免犹豫起来。这当然无形中也给了那些集权政治拥护者们进行诋毁、抵制民主的的口实。电影演员成龙最近在一个很重要的国际会议上竟然说,“香港乱,台湾也乱,中国人就需要有人管”。此言一出,立刻引起社会舆论的轩然大波。

  四

  

  

郑克中  

  但是政治和企业在操作上还是有区别的。这是因为“股权”和“人权”毕竟还有着本质的不同。股权,就不同的人来说,可以有多有少,谁多,谁就有话语权;谁少,谁就失去了话语权。某一个人的话语权,可能比许多人的话语权之和还要多,但这许多人也必须服从,不服从的唯一办法就是“用脚投票”——走人。但在政治上却不能这样。这是因为作为公民社会中的公民,无论职位高低贵贱,每人只有一票的话语权。当社会出现了多数话语权对少数人的“话语强迫”(大多数强迫)时,作为少数个人,不能像股票那样,可以用脚投票,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因为在世界还没有自由移民的时候你无处可走;另外,即使可以自由移民,但作为具体个人的公民拥有的权益也很难从一个国家完整地转移到另外的国家。所以社会对形成大多数人强迫的局面,给予少数人的补偿就是——你可以有表达自己意见的自由。

  二

  社会上普遍流行的观点以为,独裁就是一个人的事,或一个集团的事,解决了某些个人和他的那个集团,社会问题也就解决了。美国人以为解决了萨达姆,伊拉克的民主问题也就解决了。这是非常错误的社会历史观。我们的学者也总是习惯于用这样的历史观去观察历史,所以永远也看不到历史的真相。独裁者产生的社会一定是独裁意识非常浓厚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就思想意识来讲,绝大多数人是难以超越的。只有这样,站在宝塔尖上的独裁者才能立住脚。就像中国的社会,大家看到的是一个皇帝立在权力的最高峰,其实你再看一看这个社会的细胞——家庭,哪一位家长又不是一个个“小皇帝”呢?另外,你不要以为那些佃户、佣工们就没有皇权想法了(不仅仅是当官,甘心当奴才也一样,这是官本位的另一极)。项羽、刘邦想当皇帝,陈胜、吴广难道就不想当?所以改造独裁社会,不是要去仅仅解决个别人的问题,而是要解决全社会人的生存状况和意识问题。中国一百多年来始终徘徊在民主的大门槛之外,也不是个别人的问题。可是传统的历史观使人们习惯于把历史的责任推给某一个人,就像我在文章开头的那种表述一样。作为阐述历史过程,直观、形象一点,那样说说还可以,但作为历史科学的表述,肯定是不行的。它容易产生的最大问题就是,使人们误以为历史就是由于出现了几个好人和出现了几个坏人决定的。苏东解体了,我们就看见某些左派官僚、学者们立刻紧张起来,在大会小会上总是不停地警告说:苏联出了一个戈尔巴乔夫和一个叶里钦,就把大好的社会主义断送了,我们一定要接受教训,提高警惕;毛泽东,这位总是把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和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说给别人听的人,为了挖出他身边的赫鲁晓夫,不惜发动所谓“文化革命”,用非法手段去打倒按宪法程序产生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和一些高级领导人。好像历史只要在某些事件发生之前把那些可能会成为主角的人物消灭掉,历史就不会向那个方向发展了。唯心之极!我向大家推荐一本非常薄薄的马列经典小册子,叫《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普列汉诺夫著。这大概是所谓马列经典中最值得看的一本书。什么叫历史唯物主义?如何看待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不读这本书,大概你永远也弄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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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有,因为民主虽然比专制更公平,但依然会发生“大多数人强迫”,所以在做有关社会的重大决定时,除去总统、议会选举之外,一般来讲,“全民公决”这样的事,还是运用得越少越好,就是说,在国家事务中,并不是什么事都要来一个全民公决。全民公决带来的“大多数强迫”的弊端也是十分明显的。这就是最容易造成社会感情的分裂和两派情绪的对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制度。所以当我们看一个制度时,必须要用历史的眼光,就是说必须从历史发展的趋势看,看它在历史的进化过程中是处在什么位置上,是一个先进的制度,还是一个落后的制度。先进的制度,即使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它与落后的制度比,是有本质的不同的。专制制度是少数人用暴力实现的对多数人权利的侵犯和掠夺,而多数人无权表达自己的不满和要求,所以最终的结果就是只能用暴力反抗暴力,以暴易暴,社会就不停地进行这种周而复始的循环,没有尽头。民主制度虽然不可避免地还存在“大多数人强迫”的问题,但这其实是历史的无奈。正像没有十全十美的事物一样,制度也没有十全十美的。大多数人的意志通过和平手段决定全体人的利益,总比少数人用暴力手段决定全体人的利益要进步得多,也公平得多。至于现在能不能产生出一种比“大多数强迫”更为先进的制度,还没有。为什么?因为今天的人不可能超越现实,去解决属于未来社会的问题。其实民主制度在其发展进化过程中,也在不断地发现和提出问题,不停地在进行自我完善。就像“大多数人强迫”这样的问题,其实早就有人在思考了。如果大多数人错了怎么办?所以必须要给少数人提供充分表达意见的机会和条件,另外还要用任职年限来限定根据大多数人的意愿获得社会职位的那些人。就是说被你们选举的人,一旦因为是大多数“看走了眼”,但由于任职的年限规定,他也不可能把错误永远地坚持下去。眼前的例证,就是台湾的陈水扁,而毛泽东却能把他的错误坚持几十年。这样的事不能不让人去思考。

  说起来,这个任务可能不困难,不就是一次转换吗?可实际上,因为这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在政治领域中一次质的改变,所以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困难得多。这个困难就在于要把社会积攒了几千年的独裁基因用民主基因去置换掉,也就是说在社会上必须完成一项巨大的基因改造或重建工作。牵涉到社会基因工程,当然就可能很复杂,并在短时期内是难以完成的。特别是对于那些历史悠久的国家而言,尤其如此。

  世界上所有国家最终一定都要走向民主,这是不容置疑的。但对于像我们这样的国家,民主的道路如此之曲折和艰难,在世界上还真不是很多。从孙中山,不,确切地说是从康梁变法至今,已经经过了一百多年。回顾这一百多年的实践,我们看到了什么?看到了民主的幼芽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总也扎不下根来,更不用说获得营养生长了。康梁要求君主立宪的民主,慈禧太后不答应,孙中山要求民主,北洋军阀不答应;毛泽东要求民主,蒋介石不答应;张伯钧、罗隆基要求民主,毛泽东不答应,到后来,甚至连党内的要人要求说几句真话的民主权力,毛泽东也不答应了。……。

  我们还看到,无论民主还是自由,其实都与人的权利有关,属于社会中人的权利范畴内的事,即人权的事。所以,民主和自由其实可以看作是人权的实现形式。像所有权的实现形式是使用许可和收益许可一样,人权的实现形式就是民主和自由。没有民主和自由,当然也就没有了人权。治国为什么要提民主和自由呢?因为所有社会就是从不民主和不自由中走过来的。提民主和自由,就是要让民主和自由代替从前的不民主和不自由,也就是把被剥夺了的人权归还给人民。这就是整个世界近现代历史要完成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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